8月5日凌晨,一位业内人士转来一条吉林蜂农头天发出的微信:“葛凤晨老师已经去世”,寻求证实。我随即向吉林养蜂所领导和葛凤晨的亲属问询,天亮时传来噩耗,葛凤晨已于前天(8月3日)晚上因病不幸逝世。
这消息确实突然,因为上半年还与他通过电话。由此联想起近40年与葛凤晨交往的往事。
1 文章的初识
1978年3月,我转行进入养蜂。当时的专业资料有限,只找到了一本《养蜂手册》和当年的第2期《中国养蜂》杂志(双月刊)。翻阅“养蜂手册”认为内容太丰富,作为一名初入道的新人,似乎不是短期可以读懂的;在那期“中国养蜂”杂志上,浙江义乌县渔蜂场陈盛禄、林雪珍,浙江兰溪县李紫贤,云南永善一中匡邦郁,云南动物研究所钱锐,江西省养蜂研究所范正友等人的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都一一结织了他们。
再往后收到当年第3期《中国养蜂》杂志,又看到了署名吉林省敦化县黄泥河公社黄泥河大队蜂场葛凤晨所写“高寒山区巧夺蜂蜜王浆双丰收”一文,篇幅长达3个页码。文章详细论述了长白山区蜂群的繁殖、夏季主要蜜源椴树与秋季胡枝子等花期的采蜜取浆饲养技术要点,措施十分具体。这篇文章让我记住了葛凤晨且印象深刻。
转眼3年过去,1981年11月中旬,全国蜂产品综合利用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和报到登记。通过签到惊喜发现葛凤晨到会并提交了论文。他的论文报告安排在正式会议开始的那天上午,题目是“试谈长白山区提高蜂蜜质量的蜂群伺养技术”。主要是通过不同群势、采集蜂数量及在椴树花期单群、单次蜂蜜产量的浓度差异,以及花期前蜂群由弱到强过渡的途径等系列措施,使采集群保持强壮进而提高蜂蜜质量,同时控制螨害的系统措施。我很认真地听完他所作的25分钟报告,并在其论文首页做了“11月16日上午10:10~10:35”标记。
会议期间,我已经从原来工作的蜂场借调到省畜牧局,离开蜂场时,一位负责全场技术工作的副场长曾对我说到,当时全国的养蜂生产形势已经显现我们蜂场原有的广东南繁一湖北紫云英一河南枣花一大悟乌桕一本地芝麻、棉花转地路线的不适宜性,希望能在枣花花期后直接转到东北采椴树。这位副场长嘱咐我两点:一是找一个好点的椴树场地,二是了解椴树花期蜂群管理所需要注意的主要事项。
当我把这两个问题提出来后,葛凤晨很快回答了场地问题。他说,长白山区椴树蜜源场地最好的是延边州的安图县,其中二道白河的椴树最丰富;倘若你们蜂场的两千群蜂全部转来,需要向州、县做一些工作,到时再帮你们介绍引荐。 对于椴树花期蜂群管理,他说,从你们上半年的主要蜜源看,不同于我们延边定地、小转地蜂场。最关键是你们从枣花场地转过来,两个花期相距不足一月,而枣花后期伤蜂,要考虑群势太弱来不及复壮而达不到增收的目的。会议之后,我把葛凤晨的意见转告给这位副场长,他说,葛凤晨这人是个行家,我还要再好好考虑考虑。
2 延边恳谈
1985年7月,因参加“全国养蜂工作会议”的会前调查,来到吉林省延吉巿再次见到葛凤晨。虽然自1981年之后的几年里多次见到他,但这次是在延吉市一条不大的街道(局子街)挂有“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汉、朝鲜族两文标牌的院子里,是在葛凤晨的那个不大的办公室里,畅聊了半天。
他说到了自己的养蜂身世:从一个大队蜂场被选调到“延边养蜂试验站”,而后试验站又改名养蜂所,还是省里的机构;门口的汉字所牌,还是当时国内知名书法家舒同的手迹。从舒同的题字,他还谈到了延边养蜂试验站的老站长张书翰,也是我所认识的,“是张站长请农业部的一位领导去找舒同题写的”。
从养蜂经历延续到了眼下的工作重点育种。也是我过去在金水农场养蜂场时曾参加过的一项工作;1977〜1980农林部“长江中下游流域蜜蜂新品种的培育”,由中国农科院养蜂研究所马德风、刘先蜀牵头,吉林、辽宁、湖北等省都是重要的原种保纯和中试基地。他告知,这个大项目结束后,吉林养蜂研究所即以蜜蜂育种为研究主线。
出于对延边这个边境小城的新鲜感,我谈到了农村朝鲜族居住的白色草屋、大街上两种并列的文字、听到的朝鲜族语言……觉得十分有趣。但他却没接这些话茬,而是说了句“人都不往这来!”因地处边远,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愿到他们单位。加上当时的人才紧缺,只感觉到他的压力在大学生分配不进来这块心病。但对他最后所说“在这里不是长久的办法,迟早得挪地方”一句并没放在心上。
谈到1978年第3期《中国养蜂》上的那篇文章,他说了如下这些话:像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只落了个老实干活好好养蜂的事。我那个蜂场长年搁在深山老林子里,冬天遇到“大烟泡”几天都开不了门,夏天的蚊子,小咬……为了把蜂养好,只有在点着蜡烛的夜晚多看些书,学习人家的经验。好在后来改革开放,写的东西能发表了。当我询问他在黄泥河大队放蜂的地方,是否也像延吉附近那些朝鲜族屯子,可不可以去看看时?他笑着说,那个地方在延边自治州的最西边,是林区,没有多少人住,离这好几百里呢。接着又说,我住的马架子应该还在……
22年后的2007年10月,我参加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对“长白山中蜂保护区”的现场核查,终于有机会来到他当年的黄泥河蜂场。当时正处秋季防火重点阶段,除进林区有防火检查外,行车十几千米都见不到人影。在一片废墟前,葛凤晨说,我在这里住了18年,大孩子出生后抱到这里,离开时已经20岁了。“唉,马架子都拆了好多年!”此时的“黄河泥大队蜂场”,除了大片的旷野,就是寂静的山林。同去的人,除了我估计没有其他人能听明白老葛话里的内在含意。
临离开局子街所院,葛凤晨陪我去吃饭,问我吃啥?回他一句"狗肉冷面",因为满大街挂这种标牌的饭馆子最多,如愿以偿……
3 外访重细节
1999年9月,我和葛凤晨同去加拿大温哥华出席第36届国际养蜂大会暨蜂产品博览会,而且是同居一室,有了很多聊天的机会。他已经是多次出国,而我却是第一次外访参加专业交流。
第一天,我全顾着新鲜,到处看热闹。当晚回到房间,老葛却带着几大篼各种资料,在房间内分类、标记,又淘汰出不少重复的。因为都不懂英文,我问他是怎样收取这些资料的?他说,一些展位都有样品陈列,对养蜂有什么作用,一看实物就很明白,可以在这些随意收取的资料上做好标记,重点的回去找人翻译。这种方法让我茅塞顿开。第二天也开始寻找重点取拿,不知不觉中也有好几大包,晚上也和葛凤晨一样,清理完后再洗漱已近凌晨。
在其后近20年的出访中,我一直延用葛凤晨这个方法搜集资料,外加用相机记录现场展示的实物及场景。
会议最后一天,参观东道主的蜂场,时间是9月17日。在温哥华向东行车一百多千米的野地里,被推土机推出的一块平地上,陈放着一百多箱蜂,每5个巢箱放在一个木托盘上。挂红绶带的志愿者介绍,这些蜂是昨天刚从东北方向约1200km外的萨斯喀彻温省夏季生产场地运回来的。葛凤晨熟练地打开几箱,而且都不是同一托盘上的蜂群,我们看到的都只挂5张脾,但各箱的卵、幼虫、封盖子脾齐全。他问我怎么看?我说,这个月份要是放在湖北,这应该是最低水平人养的蜂。老葛说,我在寻思他们这样的蜂群可能越不了冬。晚上回房间他又提起白天所看到的蜂,“难怪加拿大养蜂人春季要另外从美国去买蜂!”
我忙着去别处看热闹、拍照,返回看见葛凤晨围着一堆约50多厘米高的栅栏片,还缠着一圈电线,他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我顺嘴一说“大概是圈在蜂场四周报警的吧”,他仍说“不对”!再找来志愿者询问,才知道在蜂场附近的树林里,多极了的“熊大侠”,养蜂人离开后,用低压线圈住蜂场,狗熊触碰后会有痛感但并不致命。防熊的!
晚上他还特别说到白天在蜂场看到用叉车把托盘里的蜂箱从地上往运输车辆上的装卸演示,认为“比我们的好使,我们转地装车全是人搬太费劲!”
4 《蜜蜂志》的链接
时间约在2006年前后,葛凤晨曾对我说,《畜牧法》已经颁布实施,依照这个法律相关条文,农业部将正式组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用以取代原国家畜禽资源管理委员会。这是个机会,我想做些努力,使蜜蜂资源工作上升到新的层面。他的具体设想是建议农业部主管司局(总站),在新组建的资源委员会下设蜜蜂专业委员会,以改变当时只有他一人的弱小局面,且已经向主管处负责人提出了系统建议。“你也得多帮助出些主意”。
2007年5月15~16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担任主任。委员会共有17名委员,葛凤晨是其中之一。至关重要的是,葛凤晨的努力目标实现了:在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下设了猪、家禽、牛马驼、羊、蜜蜂和其他畜禽6个专业委员会。蜜蜂专业委员会共聘任了7名委员,葛凤晨任主任。蜜蜂资源上升到与大型家畜家禽同等重要位置。到首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任期期满的2012年,第二届仍续设蜜蜂专业委员会; 2017年第三届续任,蜜蜂专业委员会与其他遗传资源品种一样,只是将专委会主任、副主任改名组长、副组长。
在成立大会之后的专委会工作研究会上,葛凤晨作提示性讲话:农业部设立蜜蜂专业委员会体现了对蜜蜂和养蜂业的重视。但如何提升蜜蜂地位,仍有赖大家的共同努力。担任委员是职责而不是荣誉。我们今后的工作方针,仍然要改变蜜蜂的弱势地位,尤其是要改变中华蜜蜂濒危局面。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畜牧主管部门在中华蜜蜂保护培育上有积极性的,我们都要积极努力地帮助他们,尤其不要设置障碍。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要克服成见,秉公办事。
2007年8月,农业部首批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保护区、保种场进入材料评审,蜜蜂项目共上报29个。仔细审阅后,我剔出了大部分明显不合要求的,另对陕西、辽宁两个中蜂保种场,黑龙江东北黑蜂保护区和保种场材料也提出异议,认为存在重大瑕疵,建议暂缓通过。葛凤晨听后回答,这是首批国家级(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建设,材料完整的蜜蜂项目偏少,若仅仅是缺少单项材料,就不要轻易否决,可以先通过文字审核,然后在现场核实阶段深入调查了解,能补充的就后补吧。随后,他会同农业部主管处室领导,分别派蜜蜂专业委员会不同委员去陕西,并让我去辽宁,他亲自去黑龙江,完成公告前的现场核实工作,最终使五个蜜蜂申报项目被正式列入而且是类型完全的首批国家基因库、保护区和保种场。
湖北的神农架,也是葛凤晨始终关注的中蜂栖息地,他经常主动询问保护区相关的建设措施和项目呈报。2008年9月初,他会同农业部主管负责人来到神农架现场核实(华中型)中华蜜蜂保护区建设方案,实地考察了多个核心保种点,并向林区政府、农业局提出了多项整改意见,使神农架林区成为第二批国家级中蜂遗传资源保护区。
葛凤晨担任蜜蜂专业委员会主任期间,《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志.蜜蜂志》一书的编写,是他倾注大量心血的工作重点。无论是蜂种的定名讨论,相关蜂种的基础资源调查,还是具体拟稿、编辑专家的聘请,他都与农业部主管处室领导和项目主管人反复酙酌协商,与拟稿专家详细讨论各分章文字,并于最后担任全书的总撰稿人。在长达3年多的编写阶段,还涉及到以往长期没有最终形成定论的中蜂分类、地方品种如浆蜂的形成来源,他都配合相关领导和专家,进行充分讨论协商,有的品种甚至动员全体委员和编写专家加上部省相关业务领导,到现场调查研^最后达成共识,形成无争议的条文。
2011年5月,在葛凤晨的主持促进下,《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蜜蜂志》正式出版,成为七本专志中最早出版的一本。
5 感恩的寻踪
大约是在十多年前,葛凤晨刚退休不久,曾在一次碰面时很慎重的交办了一件私事:他始终铭记的一位未能感恩致谢的人,是一位解放军干部。那是在1965年的“大四清”运动中,当年的“四清工作队”进驻黄泥河公社,运动之初便有人要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家庭出身不好”的葛凤晨,但工作队中的这位军人不同意,他直接找葛凤晨谈心,内容广泛,看似无目的实则有方向,葛本人并不知内情,与这位军人工作队员谈得最多的居然是他的养蜂技术与心得。随后,这位军人又广泛向接触过葛凤晨养蜂的社员调查了解,认为他是一个对工作(养蜂)认真负责的人,至少不应该作为批判斗争的“运动对象”……鉴于军人在工作队内的特殊身份和他据实提出的调查了解内容,使年仅26岁的青年葛凤晨避免了一场飞天横祸,并得以继续他的养蜂技术事业。
事过近40年,葛凤晨已经退休了。“无论如何我得找到他,向他当面说一声谢谢!”老葛说,这名军人姓黄(原谅我,事隔已久我已经忘了他说的姓名,笔者),当时参军已经十多年,参军前的家庭通讯处是你们湖北建始县的劳动局。请你帮我找县里的熟人查找他参军前及转业后的去向,我再专门去趟建始,即便是他不在世了,也要向他的后人道谢。我满口应承回答他说,这并不困难,何况我们恩施州养蜂站长(葛凤晨也认识)也是建始人,委托他查就行。
谁知查找并不顺利!我带着葛凤晨亲笔拟写的基本线索专门去了趟恩施,交给州养蜂站长,他答应专门回建始老家去亲自查找。这位同事先去了劳动局,查找上世纪50年代的参军人员名单,没有;又去人事局查找那个年代直至60年代70年代参军、转业回建始的档案,仍然没有。他急了,再去县人武部兵役科查找50年代参军人员名单,还是没有……。我只好将这一结果告诉他,说稍晚再费劲查是否有从吉林退伍的军人。
又隔了几年,葛凤晨的一位吉林养蜂所同事从建始县打来电话,告知到重庆出差,老所长委托替他专门来建始寻找那位军人。我也只好把原查线索复述一遍,这位同事查后还是没有结果。
再过了几年的一天,葛凤晨突然打来电话,说这位恩人军官终于找到了,现在住在重庆的万州!原来,没查到结果的葛凤晨从这位军人工作队员派出的军分区查到了他的转业去向,再向转业地人事局查到其工作、退休单位及现在的电话号码,“刚才已经挂通电话,快80岁了,身体健康……”老葛的电话透着激动。
6 松原的召唤
近7~8年,随着我的退休与葛凤晨的工作联系少了些,但通讯往来仍很频密。大约是6年前,他电话告诉我正在吉林松原进行大豆授粉试验,“你有兴趣可来现场看看”。但当年的7-8月大豆授粉期已过,只好放在以后。
2015年9月,中国农科院蜜蜂所在长春召开蜂产品安全风险评估汇报会,会前我给葛凤晨打电话,他说那你提前一天来所里,好好看看我们的蜜蜂文化陈列馆,也希望你能帮忙提供些养蜂历史文件、资料。
我到丰满已经是当晚8点多钟,葛凤晨早已在所里等候。他陪我参观完吉林养蜂研究所的蜜蜂文化陈列馆,并征求我的改进意见。我很受感动,因为这时才知他已经动手术住院,是专门从医院回所来见我,晚上还得回医院。
今年春节后不久,葛凤晨再次打来电话,告知他的大豆授粉试验即将完成,“再不来就没机会了……,”到今年6月,吉林养蜂所的新任所长又给我打电话,说受老所长委托,约我在大豆授粉期去松原现场。我均即答应,今年一定去,“你去松原前提前告诉我时间”,谁曾想……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长征路8号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武汉综合试验站 颜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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